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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炮兵的创建和发展

归档日期:07-11       文本归类:后勤配置地域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是以火炮和战役战术导弹为基本装备的兵种。包括地面炮兵、高射炮兵和战役战术导弹部(分)队。

  “没有炮兵便没有胜利”,这是主席在解放战争初期曾讲过的一句话,它深刻地揭示了人民炮兵的发展壮大与中国革命战争胜利之间的辩证关系。人民炮兵在我军的历史上有着“战争之神”的美誉。

  人民炮兵是和人民军队同时诞生的。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时,贺龙率领的第20军编有一个炮兵团,装备日式山炮7门;叶挺率领的第11军亦编有炮兵。

  南昌起义部队中的山炮和迫击炮分队参加了战斗。在起义当中又缴获各种火炮30余门。后来部队向潮州、汕头进军的过程中,火炮大部分损失。

  1928年4月中旬,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和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先后到达宁冈砻市,两支革命军队在井岗山胜利会师。同年5月,两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并在红军中成立了第一个迫击炮连,但弹药奇少。

  1928年夏,在井冈山保卫战中,红军第31团1营利用南昌起义时带上山的1门迫击炮,

  部署在要道路口上,只用几发炮弹就协同步兵击退了敌人的进攻。为此,主席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的壮丽诗篇。

  1930年7月,彭德怀同志率领的红3军团攻克湖南长沙时,缴获敌人克鲁伯山炮一门和迫击炮6门。3军团即在江西平江县长寿街组建一个山炮连和两个迫击炮连。同年8月,将这3个连合编成炮兵团,并增编1个警卫连;同月,3军团第二次进攻长沙时,山炮连直属军团部,迫击炮连分别配备给第5、第8军,在此以后一段时间,炮兵团建制撤消。

  1930~1932年,红军学校中设有炮兵队;红军各军和一些主力师一般都编有炮兵连。

  鄂豫皖苏区的红军,原有迫击炮1门。1930年春,红1军在湖北孝感花园战斗中缴获迫击炮4门,遂成立了1个迫击炮连。同年夏,红1军和红15军合编成红4军,原红1军迫击炮连归红4军第10师建制。

  人民炮兵诞生后,即在极其艰苦、恶劣的战争环境下浴血奋战,损失较严重。到1930年夏,全军尚存1个山炮连(装备1门山炮)和4个迫击炮连。这就是人民炮兵最早、最宝贵的基础。

  1930年12月至1934年,蒋介石拼凑大量兵力,向工农红军进行了五次“围剿”。红军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展开了反“围剿”斗争,红军炮兵亦积极地参加了作战。1930年12月,蒋介石纠集10万军队,分进合击,向仅有4万余人的中央红军发起第一次“围剿”。12月27日战役开始,1、3军团各军所属炮兵,首先在龙冈地区协同主力歼敌张辉瓒之整编第18师,尔后在追击中再歼敌谭道源部半个师,粉碎了敌人的首次“围剿”。蒋介石不甘心失败,于1931年5月,又集中20万部队,四路挺进,向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5月16日战役开始,当敌王金钰部由富田向东固进犯至中洞时,3军团炮兵配合主力,出敌不意,猛击敌28师,歼其大部。接着,4军迫击炮又协同主力在白沙、沙溪攻击郭宗发的43师,缴获山炮2门。尔后,该连又参加广昌战斗,歼敌1个团。到5月30日战役结束,共歼敌3万余人,并缴获2门山炮和一批迫击炮。

  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以红3军团炮兵连为基础,在江西陂头成立军委炮兵团,辖3个山炮连。炮兵团组建伊始,即协同步兵攻打兴国县的赖村据点。同年5、6月间,红1军团各师利用缴获的火炮组成迫击炮连,翌年5月,合编成2个大连,红3军迫击炮连装备迫击炮10门;红4军迫击炮连装备迫击炮10门、平射炮2门。同一时期,红3军团各师也有了迫击炮。1931年7月,蒋介石动员30万人,亲任总司令,分兵三路,向中央苏区进行了第三次“围剿”。8月,3、4军炮兵协同主力在黄陵地区歼敌毛炳文师2个团。9月,乘敌退却之际,3军炮兵配合7,9师在老营盘歼灭蒋鼎文的独立旅。此役中,炮兵趁夜暗伴随步兵隐蔽进入距敌百余米的河边,迅速占领发射阵地,突然向敌开火,致敌阵大乱,伤亡惨重,我步兵顺势发起勇猛冲击,全歼敌人。以后,红1军团炮兵又在方石岭一带支援步兵歼灭了韩德勤的52师。1932年1月,红3、5军团炮兵参加了进攻赣州的战斗。4月,红1、5军团炮兵参加进攻漳州的战斗,消灭张贞师一部,缴获3门山炮和8门平射炮。7月,1、3、5军团会合,炮兵协同主力攻打水口,给陈济棠部以沉重打击。

  1932年上半年,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采取守势,集中兵力向鄂豫皖及洪湖区进攻。1月,红四方面军炮兵协同10师围苏家埠,配合73师打青山镇,支援11师打韩摆渡,以火力有力地保障了步兵作战。以后,四方面军挥师北上,在河南潢州、商城地区,歼张钫部3个旅。迫击炮连协同11师在双柳村、草庙集一带战斗中,集中6门火炮,摧毁敌火力发射点。在此之后,该连又参加了阎家河、中馆驿、麻城等战斗,在阎家河缴获山炮2门,即组建了方面军炮兵连。此时,11、12、73师也成立了迫击炮连,每连编制迫击炮2门。1932年7月,蒋介石不顾前三次“围剿”的惨败,又发起了第四次“围剿”。四方面军在七里坪一战,击溃敌主力。战斗中炮兵曾准确命中敌一指挥所。此役,我军由于军事路线的错误,最终未能打破敌之“围剿”,遂于10月间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向川北转移。转移途中,丢失了大部分火炮,只有10师迫击炮连,随军跨越秦岭、翻过巴山,历尽艰险,于12月到达川北。红四方面军西进后,贺龙同志领导的红2军团退出洪湖地区,南渡长江,转移到湘鄂西和四川东南部、贵州东部活动。2军团在与敌作战中缴获一些迫击炮,部分的军、师先后建立了迫击炮连。

  蒋军进占鄂豫皖和洪湖地区后,自以为企图得逞,旋即以数十万兵力南下,准备消灭中央红军。1932年6月,中央红军从红军学校炮兵队抽调部分人员、火炮,组成炮兵营,配合1、3军团作战,先后参加了宜黄、乐安、南城等战斗。乐安之战,炮兵以猛烈的火力压制住敌城墙上的重机枪,掩护步兵顺利登城。9月,返回宁都,协同步兵消灭了黄土寨、赤面寨和赖村等“白点”。1933年1月,1军团炮兵营协同3军、4军于大、小龙坪地区伏击敌第52、59两师。当步兵将敌割裂后,敌阵脚大乱。此时,雾浓雨酣,炮兵观察目标困难,但为抓住有利战机,我两个连共18门迫击炮分别向大、小龙坪之敌实施密集射击,予敌重大杀伤,配合步兵歼敌两个师,敌52师师长李明遭炮弹命中至重伤后毙命,59师师长陈时骥被俘。随后,1军团炮兵营又转战东陂、黄陂地区,协同步兵进攻肖乾之11师。战斗发起前,敌控制着草台岗制高点,该地域地形狭窄,敌队形十分拥挤,形成便于炮火杀伤的态势。于是,我炮兵营乘隙制敌,首先集中炮火,摧毁了敌前沿工事。步兵发起冲击后,迅即延伸火力,打击岗后集结之敌,掩护步兵顺利攻占草台岗。

  1933年1月,红四方面军到达川北,一路上打垮四川军阀田颂尧、刘存厚和杨森的部队,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四方面军在战斗中,缴获敌迫击炮百余门,先后成立5个迫击炮连,分归各军建制。同年9月,在四川双河场附近将这5个连合编成方面军炮兵营。1933年4月,红1军团炮兵营回到瑞金,与原红军学校炮兵队合编为红校特科营。秋季,又以特科营为基础,组建了特科学校,炮兵队扩编为一个营,下辖两个山炮队、1个迫击炮队。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失败后,纠集100万军队,于1933年10月开始对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1934年3月,从特科学校抽出一个山炮连配属3军团作战。7月,该连和军团迫击炮连等合编为3军团炮兵营,辖一个山炮连和1个辎重连。同年秋,炮兵营改为红星炮兵营,辖3个迫击炮连直接由军委指挥。1933年10月,1军团炮兵营协同第1、2师进攻新丰街。俟敌退却时,炮兵对新丰桥进行火力封锁,予敌巨大杀伤。当敌进击中央苏区北面门户广昌时,炮兵以抵近射击阻止敌人修筑工事,支援步兵实施短促的反冲击,迟滞了敌人推进。

  1934年7月,3军团炮兵营协同步兵进行了著名的高虎脑防御战斗,以准确、猛烈的火力,配合步兵打退敌人第一次冲击后,为了更好地发扬火力,遂把山炮推出工事进行抵近射击。一天内,掩护步兵连续击退了敌人7次集团冲击。激战3日,我耗山炮弹200余发,迫击炮弹500余发,大量地杀伤了敌有生力量,与步兵协同作战使敌6个主力师失去进攻能力。这是反“围剿”斗争中炮兵作战耗弹最多、效果最好的一次战斗。1934年8月,1军团炮兵营支援步兵打下温坊后,炮兵集中火力向敌射击,有效地掩护了步兵反复数次的反冲击,敌伤亡惨重。虽然在历次战斗中,步、炮协同作战给敌以较大杀伤,但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对红军的错误指挥,战争长达一年之久,终未在江西粉碎敌人的“围剿”。中央红军为了挫败蒋介石的“围剿”,争取新的胜利,被迫撤离苏区,于1934年10月,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从1927年8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炮兵诞生之日起,到1934年10月的七年间,南昌起义的炮兵,在艰苦的行军和作战中大部损失了;以后工农红军在反“围剿”斗争中缴获了敌人火炮,又建设了炮兵。

  至1934年10月,红军已有4个炮兵营、21个炮兵连。红军炮兵在粉碎军多次“进剿”和“围剿”中屡建战功。在1935年5月红军大渡河的长征途中,红1军团炮兵营营长赵章成用28发炮弹掩护17勇士单舟渡河成功,最后又以仅有的3发炮弹支援17勇士,击溃了对岸的200多名敌人的反冲击,巩固了渡河口岸阵地,保证了后续部队安全渡河成功,使红军避免了“石达开第二”的命运,创造了我军迫击炮战史上的奇迹。共和国缔造者,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为原东北军区朱瑞炮校写下了“人民的炮兵万岁”的题词,永久地留在了当时学校为学员颁发的毕业证书上。人民炮兵在领袖们的心目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的确,没有领袖们的亲切关怀,就不可能有今天强大的人民炮兵。1938年2月,刚刚成立不久的炮兵团奉命开赴洛川整训,在途经延安时,亲切接见了炮兵团的领导干部。他在讲话中说,炮兵团要像母鸡下蛋一样,为今后炮兵部队的建设培养骨干,建设更多的炮兵团,以适应革命的需要。在炮兵团成立1周年之际,又亲笔为炮兵团题词:“八路军炮兵团成立已一周年,盼望你们努力政治军事学科术科之学习,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有力兵团,达到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之目的,为民族争光荣,为八路军争模范!”部队在洛川整训期间,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从武汉买回炮队镜和测远机各1架送给炮兵团。这是当时八路军炮兵部队唯一的新装备。朱总司令更是对炮兵团关爱有加,不仅亲自住到炮兵团检查部队的整训工作,细心观看部队的兵器操作和演习,而且还给团里办的报纸题写报头:“骨干”。他号召大家努力提高本领,加强炮兵建设,使炮兵真正成为我军的火力骨干。

  抗日战争时期,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红军炮兵改编为1个山炮连(归总部特务团建制)、5个迫击炮连,分别配属各旅、团作战。1938年1月28日,在抗日烽火中我军历史上第一个正规的炮兵团----八路军总部炮兵团在山西省临汾地区正式成立,武亭任团长,邱创成任政治委员。1939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炮兵连在黄土岭战斗中,9发炮弹两次齐射,直接击毙日军第2混成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使“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1940年以后,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根据地也相继建立了炮兵营(连)。炮兵在配合开展游击战,粉碎日伪军“扫荡”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1944年12月,党中央为准备反攻,迎接胜利,以八路军总部炮兵团为基础,成立我军历史上第一所炮兵学院----延安炮兵学校。郭化若任校长(后朱瑞代理),邱创成任政治委员。仅半年时间,第一期培训班就培训了1000余名炮兵干部,为炮兵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1945年9月~1946年6月,各战略区利用缴获和收集到的火炮扩充炮兵,很快发展到14个团、17个营又38个连,并组建了炮兵旅、高射炮兵大队。1946年7月~1947年6月,全军有2所炮兵学校,炮兵部队发展到21个团、47个营,其中预备炮兵有1个旅、11个团。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和华东野战军分别成立了炮兵司令部和以炮兵为主的特种兵纵队,晋察冀军区设立了炮兵室,晋冀鲁豫军区在军政大学中设立了炮兵科,统一领导各炮兵部队的作战和建设。各战略区还分别召开炮兵会议,总结交流炮兵作战经验。这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1947年7月以后,纵队(军)编有炮兵团、营,师(旅)有炮兵营、连,团有迫击炮连;预备炮兵先后组成6个师(旅)。

  在辽沈、淮海、平津以及渡江等战役中,人民炮兵显示了空前强大的威力,配合其它兵种,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扭转了整个战局。

  正如主席在1949年元旦献辞中所指出的那样:“自从人民解放军形成了超过的炮兵和工兵以后,的防御体系,连同他们的飞机和坦克就显得渺小了。”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人民炮兵那隆隆的炮声,彻底敲响了旧世界的丧钟,迎来了新中国的黎明。1949年春全军统一整编后,第二野战军成立了炮兵特种兵纵队,第三、第四野战军和华北军区成立了特种兵司令部。人民解放军炮兵在各个战场上开始形成相对优势,在各次较大规模作战中,特别是城市攻坚战中都发挥了火力骨干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军炮兵有3所学校、4个师部、80个团,已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战斗兵种。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炮兵在抗美援朝、援越抗美、炮击金门和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威镇敌胆,战无不胜,取得了毙伤敌22万余人,毁伤敌火炮1400余门、飞机近万架的辉煌战果,打出了国威军威。

  1950年初,根据国内外形势和我军面临的任务,作出了建立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的决策,并决定组建军兵种领导机关,相应的炮兵领导机构也在筹建中。谁来掌舵炮兵呢?幽默地发话:“红四方面军有个陈锡联,外号叫‘小钢炮’,搞炮兵当然是内行!”当时,陈锡联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川东军区司令员。战争年代,他以作战勇敢著称,老领导称赞他“打仗数第一”,被战友们誉为“小钢炮”。1950年4月,正式任命陈锡联为炮兵司令员。在陈锡联到任之前,已抽调四野特种兵司令部副司令员苏进到北京筹建炮兵领导机关,并担任炮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0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正式成立,直属中共领导。随后,各大军区也先后成立炮兵机关;陆军军、师设立炮兵办公室(1954年改为军、师炮兵司令部)。10月初,第一次炮兵会议召开,各军区炮兵负责人参加会议,根据关于“大力发展新的炮兵,同时加强提高老的炮兵”的指示,会议着重讨论了全军炮兵的建设问题,提出了当前炮兵建设的方针和任务。

  新中国成立不久,党中央、作出了建立一支强大的国防军的战略决策,并决定组建军委兵种领导机关,以促进各军兵种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从此,人民炮兵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特别是在举世闻名的上甘岭防御战役中,我志愿军炮兵以强大的火力支援掩护步兵作战,打退敌人数百次冲击,毁伤敌机数百架,火炮百余门,以及坦克、车辆等大量技术兵器。对此,主席给予了高度评价:“今年秋季作战,我取得如此胜利,除由于官兵勇敢、工事坚固、指挥得当、供应不缺外,炮火的猛烈和射击的准确实力为致胜的要素。”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促进我军正规化建设,聘请了几批苏联专家到各军兵种担任顾问,炮兵也来了一些苏联专家。当时,炮兵部队每个连队都编有计算员(当时还是手工计算),要求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但是,炮兵的战士绝大多数来自农村,文化不高,不少还是文盲,计算员确实不好找。苏联专家提出,要在征兵时多征一些高中生。

  当时,海军、空军对兵员的文化要求也很高,高中生优先保障了他们。苏联专家对此很恼火,要陈锡联到那里争名额,他们甚至偏执地说:“海军、空军的技术不如我们炮兵高级,一个飞行员其实就是一个汽车驾驶员,炮兵才是真正的技术兵种,要优先保障我们。”对此,陈锡联没有严词拒绝,而是耐心向他们解释:我们国家刚解放不久,有文化的青年不多。我们把高中生都征来,海、空军就没有了。全军是一个整体,炮兵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要有全局观念,不能搞本位主义。战士们文化低,可以办学校,自己培养中学生。谈话中,他还诚恳地对苏联专家说:我自己就是一个放牛娃,没有进过学堂,到了部队后才学的文化。抗美援朝初期,我军炮兵武器装备的计划和调配工作,由军委炮兵军械部负责,由苏进兼部长。

  1950年11月,在朝鲜战场第一次战役和第二次战役之间,志愿军在朝预备炮兵只有3个师部、14个团又3个营,战场压力很大。

  遵照中共关于“大量发展新的炮兵,同时加强老的炮兵”的总方针,炮兵学校、部队得到迅速发展。炮兵学校增至15所(含干部短训基地1、文化学校6),先后抽调16个步兵师改编和扩建成炮兵师;突击组训独立高炮营,配属步兵执行作战任务;将原有的和新建的26个高炮团和2个高炮师师部拨归新成立的防空司令部;调整和加强步兵师炮兵,逐步使师有炮兵团、高炮营和防坦克炮营,团有炮兵营,营有炮兵连。为使部队迅速掌握炮兵技术,陈锡联等先后在黑龙江、辽宁、河北、山东4省迅速组建了8个训练基地,采取了“紧张的、短期突击的、战时的训练方法”进行改装训练。首先,按照炮兵的组织编制进行整编,各级干部到位;而后,将各级军事干部集中到军委炮校和防空学校短训,掌握急需的炮兵战术技术,其他人员则留在基地,由从老炮兵部队抽调的干部和技术骨干担任教练,学习火炮、器材的操作使用及有关知识;最后,干部从炮校和防空学校结业回到基地后,再和部队进行必要的合练。这些完成改装、训练任务的部队,很快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抗美援朝前线战场。

  1951年初,炮兵机关成立了炮兵政治部、炮兵干部管理部、炮兵后勤部、炮兵军械部、军委马政局等部门。与此同时,在华东、东北、西北军区也建立了各级炮兵领导机构。同年4月,任命炮兵领导班子成员:彭嘉庆为第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贾陶为参谋长,苏进改兼军械部长。5月9日,中共炮兵委员会正式成立,陈锡联担任书记,彭嘉庆为副书记。6月,批准了在步兵军、师两级设立炮兵主任,至此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炮兵领导体制,炮兵部队进入了大发展时期。1951年秋冬,决定将总后勤部军械部与炮兵军械部合并,改为军委军械部(曾经是八总部之一),由陈锡联兼任部长,负责全军各军兵种通用火炮、枪械、弹药等的计划、调配和管理工作。炮兵既是个战斗兵种,又是个技术兵种。培养造就干部,提高干部的战术技术水平,是提高炮兵部队整体素质的决定性因素。军委炮兵机关成立后,司令员陈锡联着力把干部成长的主要途径转变到院校培养方面来。

  1951年2月,西北军区成立了解放军第一炮兵学校;1951年3月,西南军区成立了解放军第二炮兵学校,西南军区炮兵司令员孔从洲兼任校长;1950年12月,华东军区成立了解放军第三炮兵学校,华东军区炮兵司令员陈锐霆兼任校长;1951年5月,以炮兵第五师师部为基础,在郑州组成解放军第四炮兵学校;1951年8月,以炮兵第三十二师为基础,在沈阳成立解放军第五炮兵学校,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宋承志兼任校长;1951年2月,华北军区成立了解放军第六炮兵学校;1952年7月,军委炮兵学校改称军委高级炮兵学校,主要培养中、高级指挥人才。在陈锡联统筹下,从1950年到1953年7月,军械部订购接收了苏式火炮数千门,以及相应的运输、牵引工具和观察、通信等配套装备。这些火炮中,有相当部分是大口径远射程的加农榴弹炮,还有压制集团目标的火箭炮和对付空中目标的高射炮,这些技术性能良好的火炮被有步骤地装备了82个炮兵团又177个炮兵营。

  同时,又对堪用的旧式杂式火炮进行维修,按炮种、性能进行调整。最终使预备炮兵的火炮总数翻了一番,其中,仅苏式火炮就达70%以上,摩托化炮兵团增加了8倍。

  通过短短一两年的努力,炮兵的武器装备基本上实现了由多国杂式装备向主要使用苏式装备、以骡马炮兵为主向摩托化炮兵为主的转变,我军炮兵基本形成了一支既可与其他军兵种协同作战,又可单独遂行火力任务的战斗兵种。

  到1953年底,全军预备炮兵共有18所院校、部队已达23个师(含火箭炮2个师、高炮6个师)88个团和22个独立营;共组建军、师属炮兵团109个,战防炮营、高炮营各数十个,加上团、营属炮兵分队及机关、院校,全部兵力共计197个团、30余万人,为1950年初的3倍多。炮兵在解放沿海岛屿和抗美援朝作战中均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炮兵部队源源不断地投入朝鲜战场,装备上敌优我劣的差距逐渐缩小,战场形势大为改观。

  在举世闻名的上甘岭防御战役中,志愿军炮兵以强大的火力支援掩护步兵作战,打退敌数百次进攻,毁伤敌机数百架,火炮百余门,以及坦克、车辆等大量技术兵器,毙伤敌2.5万余人,其中,被志愿军炮火毙伤者达一半以上。

  1953年7月,志愿军发动金城反击战役。志愿军集中了上千余门火炮,在主要进攻地段,形成了每公里百门以上的火炮密度,对敌实施火力突击,半小时内就将敌苦心经营的坚固工事大部摧毁。志愿军步兵占领敌阵地后,“联合国军”在飞机、坦克、大炮的掩护下猖狂向志愿军反扑。此时,志愿军炮兵大显神勇,一面积极以火力支援步兵巩固阵地,一面直接大量杀伤敌人。有的敌人正向志愿军阵地前沿运动或刚刚集结时,即被志愿军炮火击退或歼灭。在争夺一个高地时,我军打退敌73次反冲击,其中有56次是被我炮火直接击溃的。在进行地面争夺的同时,志愿军炮兵与敌人展开空中争夺。敌人依仗其“空中优势”,对志愿军后方交通线狂轰滥炸。为此,志愿军与敌人展开了10个月的“反绞杀战”。期间,我高射炮兵共击落敌机264架,击伤1070架,粉碎了敌妄图通过空中封锁,切断我前方供应的战略企图。当时,美军哀叹:“敌之高射炮火稠密猛烈,几乎难以完成轰炸任务”,“美国飞机在朝鲜通行无阻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20世纪50年代中期,军不断炮击福建沿海村镇,疯狂叫嚣“”。为打击其嚣张气焰,并牵制美帝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决定对盘踞在大、小金门的军进行惩罚性炮击。炮兵部队担任了重要角色。炮兵参战部队有2个炮兵群和2个高炮群。炮兵群的主要任务是,摧毁金门岛军防御指挥部,歼灭和压制其炮兵阵地,击毁主要仓库,封锁机场和海上运输交通线,杀伤其有生力量;同时,压制小金门、大担、二担岛上的敌炮兵阵地,杀伤其有生力量。高炮群的主要任务是,掩护我地面炮兵战斗队形和集美海堤、厦门市区。1958年8月23日,福建前线门大炮一起开火,开始炮击金门。在准确、猛烈的炮击下,金门岛军防卫部和2个师部、2个团部及炮兵阵地、料罗湾舰艇目标均被我击中。次日,进行第二次炮击,使金门机场、料罗湾海空运输基本中断。炮击之后,参战炮兵部队做了调整,增调了一些预备炮兵和队属炮兵,将2个炮兵群分编为10个炮兵分群,进一步加强了炮击兵力。

  1958年9月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中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9月7日,美国政府无视中国政府声明,公然派军舰为军舰护航,侵入中国领海。8日,福建前线炮兵进行第三次炮击,重点打击料罗湾靠岸的敌舰和金门岛主要目标,击毁击伤敌舰各1艘,迫使美舰迅速离开,停泊到料罗湾12海里之外。从1958年8月23日至1959年1月7日,福建前线余次中、小规模的炮击,发射各种炮弹37万余发,毙伤敌6000余人,毁伤敌军舰24艘,击落飞机18架,击伤19架,摧毁敌大批防御工事,达到了惩罚军、警告美军的战略目的。1955年,根据在朝鲜作战的经验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对预备炮兵进行组织调整,调整后的炮兵有11个榴弹炮兵师、3个加农炮兵师、3个防坦克炮兵师、6个高射炮兵师。1956年,开始大量组建军属炮兵,并继续加强师以下炮兵。1957年以后,逐步建立战略导弹部队、战役战术导弹部队,成立炮兵学院、炮兵工程学院。1960年成立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1965年以后,随着装备技术水平的提高,又新建了一批炮兵师。1967年,将战略导弹部队、院校和研究所调归第二炮兵建制。至1970年,陆军军、师属炮兵团、高炮营均按编制配备齐全,有的军、师还恢复组建了高炮团,使各级炮兵火力得到新的加强。

  1956年5月,军委炮兵机关根据组建兵种学院的指示,成立了炮兵学院筹备委员会,陈锡联指定由炮兵副司令员苏进领导筹委会工作。1957年7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院在河北宣化正式宣告成立,学院隶属军委炮兵领导,陈锡联兼任院长,贾陶、高存信任副院长,下设训练部、政治部、院务部和高级速成系、地面炮兵系、高射炮兵系,主要任务是培养全军团以上军事指挥员和参谋、教员及外国留学生。1956年5月,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党中央关于发展导弹武器的决定,同时批准组建国防部导弹管理局和导弹研究院即国防部五院,随后开始了导弹研制工作。1957年下半年,为了使导弹研制和导弹试验工作同步发展,决定筹建导弹试验靶场(基地),并成立了靶场筹建委员会。炮兵部队担负起了勘选靶场场址和组建靶场机构的任务。当时,在炮兵大院专门让出一幢办公楼,内部叫导弹试验靶场筹备处,对外称“炮兵营房工程建筑部”。

  1958年3月1日,炮兵学院举行了第一期学员开学典礼,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空军副司令员刘震等出席了开学典礼。陈锡联在开学典礼上讲了话,他在讲话中要求:“炮兵学院除了担负培训干部的任务以外,还要把开展炮兵科学研究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学院必须以最新的军事科学技术成就作为教学内容,要在研究和发展炮兵学术方面成为全军炮兵的中心。”1958年春,苏联专家组牵头对东北、华北等地区进行了空中勘察后,认为上述地区不宜建设靶场。陈锡联向时任国防部部长的彭德怀报告了勘察组的意见,并提出重点勘察西北地区的建议,得到了彭德怀的支持。1958年1月18日,陈锡联一行50余人组成导弹试验靶场勘察队(对外称炮兵营房建筑场地勘察队),乘伊尔—14飞机从北京飞到兰州。到兰州后,勘察队分别到银川以西、甘肃民勤以北几个地方看了看。考虑到甘肃酒泉有个飞机场,而且这一带是陈锡联原计划勘察的重点地区,他们即沿着河西走廊到了酒泉。他们在酒泉周围进行了几天的空中勘察,随后进行实地勘察,详细了解了这一带的社会环境、交通条件、自然资源、气候气象、电力供应、通讯联络等方面的基本情况,还在酒泉以东、以北的戈壁、沙漠和周围几个县都转了转。经过勘察,陈锡联得出了初步结论,准备把场址定在酒泉。初步确定了靶场的选区,陈锡联一行乘飞机向西沿着将来导弹试验航区到了乌鲁木齐,准备在南疆一带选择弹着区。他们在南疆的一些地区勘察了几天,研究分析了各地区勘察的基本情况,经过全面衡量比较,最终确定了导弹综合试验靶场的场址。回到北京后,陈锡联将勘察报告直接送交了彭德怀。

  2月14日,在京专门听取了陈锡联等的汇报。同意后,又将勘察报告呈送党中央、、周恩来。不久,经批示,党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1959年春天,炮兵机关编写炮兵时,苏联专家提议:继续使用苏联炮兵,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军队的炮兵都用这个。陈锡联坚决不同意,他明确提出:过去炮兵使用的是苏军根据二战经验编的,已不适应现实情况;新的,一定要以思想为指针,以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为依据,总结我军作战经验,特别是抗美援朝作战经验,借鉴和吸收苏联及其他国家的经验,把科学性与可行性结合起来,以科学理论指导炮兵战斗实践。最终,陈锡联的意见得到采纳。炮兵的编写与颁发,从一个侧面表明我军炮兵的建设已摆脱苏军的影响,走上了一条具有我军炮兵特色的建设发展道路。从1950年10月到1959年10月,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军炮兵大规模发展、大幅度提高、大踏步前进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里,人民炮兵无论建设规模、部队素质还是正规化程度,都比解放战争时期迈出了一大步,并在巩固国防、抵御侵略的对敌斗争中,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了保家卫国的伟大任务,并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火炮,作为一种常规兵器,我军现有装备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别并不明显,而主要差别就在于我军射击指挥手段单一落后。因此,火力反应时间慢、射击精度不够高的问题,成为长期以来制约我军炮兵战斗力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势在必行。从70年代开始,人们就一直关注和探索着炮兵射击方法和指挥作业器材的革新问题,但始终没能摆脱传统的手工计算作业这样一种桎梏。1981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广泛运用,使我军炮兵建设迈出了新的步伐。我军第一代炮兵专用射击诸元计算器研制成功,紧接着第二代地炮射击诸元计算器又相继问世,这标志着我军炮兵射击诸元计算结束了手工作业的历史,正式进入电子计算机时代。随着光电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我军科研单位又研制成功了地炮激光测距仪,解决了炮兵射击由双观交会转向单观测定的问题。沈阳军区在此基础上,研制成功了我军炮兵第一代射击指挥系统,为炮兵快速反应训练改革起了先导作用。

  1975年,陆军军的高炮营改为高炮团,师属炮兵团的迫击炮营改为火箭炮营,增强了队属炮兵的防空和压制火力。1976年,为减少指挥层次,预备炮兵将地面炮兵统一整编为加榴炮兵师,每师有加农炮、加榴炮和火箭炮,有利于战时编组使用;高炮师所辖的团均按两种口径的高炮进行混编,增加了火力层次,实现了平战结合。1979年,炮兵院校由“”中减到的1所增至7所(含训练基地)。1982年9月,军委炮兵领导机关改为总参谋部炮兵部,军区炮兵机关缩编为军区司令部炮兵部,部队大部分下放由集团军或省军区领导。炮兵装备科研有了新的发展,多种新型火炮、导弹以及侦察、射击指挥系统陆续装备部队,炮兵部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84年,一个以开展火力快速反应为核心的炮兵快速反应训练,像一股强劲的东风迅速吹遍全军各个炮兵部队。各部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院校和科研单位的大力协助下,用较短的时间研制出了一批地炮营连简易射击指挥系统、炮兵群(团)简易指挥系统和高炮群(团)简易情报指挥系统,并指定一些部队进行试点。

  这些简易的指挥系统,利用激光、电子、通信等先进技术,以计算机为主体,通过接口装置,连结炮侦察、通信、终端显示和其它辅助器材,集情报、指挥、通信控制于一体,实现了从认定目标到火炮显示装定诸元的全过程自动化和半自动化,火力反应时间由原来的5-6分钟,缩小到1分钟以内。试点部队的改革成果,为全军炮兵“快反”改革走出了一条成功的路子。1986年6月,全军炮兵快速反应训练改革经验交流会在大连召开,充分展示了炮兵训练改革的成果和现代化指挥作业手段发展的广阔前景。这次会议,被称之为炮兵训练改革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里程碑。到1989年底,全军炮兵基本上普及了“快反”训练。广州军区师属以上炮兵营普及“快反”率达100%,走在了全军的前列。1990年6月,、等军委和总部首长及北京军区、海军、空军、国防大学等大单位的领导,专程到华北某炮兵靶场,参观了地面炮兵营连、群(团)和高炮群(团)三套指挥系统的汇报表演和实弹射击,给予了高度评价。实弹射击共射炮弹246发,平均火力反应时间为35秒,命中率达100%,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炮兵的差距。

  1997年秋,总参兵种部在北京地区组织的炮兵、防空兵、装甲兵数字化实兵演示,揭开了当代中国炮兵数字化建设的序幕。毫无疑问,数字化炮兵将领导21世纪中国炮兵建设的新潮流。那么,10年前的炮兵“快反”改革与今天的炮兵“数字化”系统建设之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到了广州军区某炮师,比较详细地了解到了目前中国炮兵数字化建设的一些基本情况。据介绍,炮兵“快反”训练改革,主要包括组织战斗快、兵力机动快、展开撤出快、战斗保障快、火力反应快和打得准这六个方面的内容,即所谓“五快一准”。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过去“快反”实际上只解决了“火力反应快和打得准”的问题,而其它“四快”则进展不大。就拿战斗保障来说,还存在各侦察要素相互独立、通信装备性能比较差等问题。而建设集目标侦察、情报处理、辅助决策、战场定位、信息传输和火炮自动控制于一体的炮兵数字化指挥控制系统,就是为了从整体上提高炮兵快速反应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炮兵数字化就是炮兵“快反”的一个继续和深化。

  担任炮兵数字化建设试验任务的部队,采取一般项目自主开发、重点项目联合攻关的办法,先后邀请20多家军内外院校、科研机构和工厂的教授、专家和相关技术人员参与项目攻关,经过1年多时间的努力,使我军炮兵作战指挥系统性能有了较大提高,基本上实现了从侦察目标到末端火炮射击的全程一体化、数字化、自动化,使在发现目标的同时实施火力打击成为现实。这一成果,不仅从整体上提高了我军炮兵快速反应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为我军立足现有装备,提高部队战斗力闯出了一条新路子。不言而喻,是科技的进步使古老的炮兵焕发了青春,为“战争之神”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我军炮兵作为陆军重要的作战兵种,作为军事斗争准备中一支重要的威慑力量,作为战役战斗中一支重要的火力“拳头”,不仅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必将创造出更加灿烂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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